理论研究

略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以“史上最穷黑社会”为切入

发布时间:2015-07-17  来源:  阅读7598次

论文提要:

一切犯罪组织,都必须以经济为基础。黑社会性质组织牟取经济利益既是其目的,也是其生存条件。基于此,《刑法修正案(八)》第294条作出了相关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具备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特征,该规定强调了“经济实力”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性。这一改进促进了我国从严打黑的实施,严格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范围,对维护社会安定以及法律公正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该规定对于“经济实力”并没有很详尽的解释,只写明“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经济实力”的认定,产生一些偏差,经常会出现认定的虚化和泛化,违反了罪行法定原则。由于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上的相对欠缺以及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相关要素理解上存在诸多争议,尤其是如何界定“经济实力”仍待商榷,这无疑对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以此为契机,笔者认为有必要认真探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的界定。因此,本文以“史上最穷的黑社会”为切入点,全面解读《刑法修正案(八)》第294条第1款,探讨“经济实力”认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认定“经济实力”。希望能对本罪的认定和正确适用,以及相关理论研究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全文共9888字。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  经济实力  史上最穷黑社会

引言

近二十年来,随着一些犯罪现象滋生,黑社会性质组织出现,于是一些地方开展了一系列“打黑除恶”行动,这无疑是利国利民的举措。然而近年来,在打黑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例如2006年,安徽淮南出现了“史上最穷黑社会”一案,被告人朱玉龙以“结拜”等形式,形成了组织结构较为严密、犯罪组织的骨干成员较为稳定的犯罪团伙,该组织多次对公众实施暴力威胁,在公开场合非法持枪,且非法拘禁他人、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实施多项犯罪活动,后分别被判处14年至9个月不等的刑期。判决后,媒体进行跟踪调查,了解到朱玉龙家徒四壁,经济拮据,父母卧病在床却无人照料。其他14名主要成员,9人请不起辩护律师,有些甚至衣不蔽体。因此,网友称其为“史上最穷黑社会”,该案引发网友热议。针对“史上最穷黑社会”,我们不禁要反思,在“打黑”过程中,如果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没有足够的认识,以及合法的、严格的界定,那么这一组织的界定就会被虚化,范围也会扩大化,从而让社会失去公平正义,不利于法制社会的健全。

一、“经济实力”要素的刑法地位及存在问题

(一)“经济实力”要素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条件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构成要素,就是组成本罪的构成要件的各个部分。“经济实力”这一要素,就是其构成部分之一。

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条件,许多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以下共性:行为上具有腐蚀性、暴力性和敛财性;主体上具有内部组织结构严密性、成员众多性;主观上有谋求非法的经济利益、称霸一方的目的[1]。还有的学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非法牟利目的性;向政权渗透的腐蚀性、暴力胁迫的手段性、组织结构的严密性、经济实力的超强性、活动范围的多域性[2]

笔者结合法条和学者观点,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大致归纳为:“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以及“非法控制特征”。我国《刑法》第294条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做出了详细的解释,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组织犯罪。[3]本款突出的就是“经济要素”。

由此可见,无论是“主观上谋求非法的经济利益”,还是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备“超强的经济实力”,亦或是“经济特征”,“经济实力”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经济实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经济实力”要素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义

首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立前提,必须是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条件必须是“具备经济实力”。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可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需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及“非法控制特征”。在上述四个特征里,“组织”、“行为”两个特征在一般犯罪集团中,表现也较为明显。因此,“经济”、“非法控制”两个特征,在区分一般犯罪集团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上,更具意义。

其次,一切犯罪活动以及犯罪组织,其活动必然以经济为基础。黑社会性质组织,其构成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经济既是其根本目的,又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4]。所以,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可以形成,即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有稳定的经济基础(来源)、是否构成一个经济实体、是否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重要标志[5]

最后,从司法实践看,获得非法经济利益,不仅是实现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的主要目标,亦是其以非法手段控制社会,向黑社会过渡的发展的物质基础[6]。同样,是否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否称霸一方,从而实现对一定领域和行业非法控制的基础。刑法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的认定,重点放在了该组织是否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以及“经济实力的用途”两方面。

(三)“经济实力”要素在司法实践中的虚化和泛化

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常常会缺乏对“经济实力”要素的考量。所谓对“经济实力”的虚化,指的是在实践中认定此罪时,对于“经济实力”不加考量,忽略了这一要素的重要性,使之成为一纸空谈。而对“经济实力”的泛化,指的是在考量时没标准没原则,可能导致认定范围的扩大,伤及无辜。回顾“史上最穷黑社会”一案,此案断定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失偏颇,原因在于司法机关把“经济实力”的界限虚化了,同时泛化了黑社会经济组织的认定范围。

对于经济实力的泛化,我们再举一例,周某在某地有一定的实力,被一群朋友捧为“大哥”。周某通过暴力手段,开设赌场、收保护费、强揽工程,作案十余起,共获利200多万元。在聚敛钱财的过程中,周某花3万元购买犯罪工具[7]。对此,公诉机关以周某用3万元以支持组织活动,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构成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本案中,一方面“黑财”的使用和管理不具有组织特征,所得利益200万几乎都被周某挥霍使用,并非组织管理、支配。另一方面,支持犯罪组织活动的经费只有3万元,与获利相比差距悬殊,难以达到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的程度。所以,本案中虽然具备了“行为特征”和“组织特征”,但是“经济特征”并不明显。因此不宜认定其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可按一般犯罪集团论处。在我国当前社会环境下,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一些不正确的观念还未被根治。因此强调此问题,在当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另外,在实践中应当把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单位一般犯罪活动区分开来。现实中,有一些单位虽依法成立,但是在成立之后进行了一些违法活动。但是如果主要进行的是合法经营活动,犯罪行为只是偶然现象,犯罪所得也不是支持单位运营的主要来源,那么不能认定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总而言之,刑法虽未把“经济实力”量化为具体标准,我们仍旧应当慎重考量,避免把“经济实力”这一要素虚化,使黑社会性质组织泛化。

二、“经济实力”要素的法律内涵

(一)关于“经济”的刑法分析

“经济”一词,含义非常广泛。自古以来,人就不断从事与经济有关的活动,经济活动也是人类社会中最主要的活动。人类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就不断对经济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8]。每部浩瀚的人类文明史,都闪烁着经济思想的光辉。

笔者认为,在《刑法》中,“经济”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犯罪,以及罚金刑的使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走私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 危害税收征管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等都是关于经济犯罪方面的规定[9]。可见“经济领域犯罪”也是经济在刑法中的一种体现,“经济”是刑法罪名种类的一部分。另外,罚金刑则是国家对犯罪分子通过缴纳一定金额的罚金,达到惩处犯罪目的的一种手段。可以说,罚金刑是刑法利用“经济”手段达到惩处目的一种方式。

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经济”,笔者认为指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财物的方法和途径,以及所拥有财富的规模。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含义:

第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包括其物质财产的生产方式。就是说如果把聚敛财富而引起的犯罪行为也当作一种经济活动,那么生产方式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于犯罪组织而言,生产活动就是一种犯罪活动。所以,犯罪的方式,即获取经济财富的方法和途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形成的前提,也是其重要的组成内容。

第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终衡量标准,就是其拥有的财富地方数量和规模。“经济实力”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是他们拥有的财富多少、经济实力大小[10]

第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是黑色经济的类型之一,也是黑色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黑色经济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后果、规模都超过其他黑色经济[11]

笔者认为,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经济”充当的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的角色。

(二)关于“实力”的刑法要求

“实力”在日常生活中被解释为指一个人、企业或国家有完成某件事的实际能力。

笔者认为,在《刑法》中,犯罪的“实力”主要体现为行为人具备行为能力和犯罪条件。犯罪行为能力主要从年龄和智力上考量行为人是否在其独立意志支配下具备完成一定行为的能力。犯罪条件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时会利用到的客观条件,或者犯罪过程中必定会发生的特定情形。以职务侵占罪为例,犯罪行为人年龄和心智必须达到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要求,即行为人具备犯此罪的能力。另外,行为人必须具备实施犯罪的条件,即行为人可以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接触到财物。可以认为,这就是所谓的犯罪的“实力”。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力”,也可以从犯罪能力和犯罪条件入手。

因该罪在犯罪能力方面与其他一般犯罪并无区别,所以,该罪的“实力特征”主要体现在犯罪的条件上。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犯罪集团内部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组织领导,有人负责实施。这种分工依靠一定的物质实力做支撑,即这种组织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使其在明确的分工下处于运作状态[12]

因此,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全体犯罪人员组成的犯罪集团类似于一个“经济体”,有些本身就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例如,日本暴力团黑社会性质组织每年牟取暴力达2兆日元;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天地会”,在西方国家聚敛钱财,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再例如近年来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属的嘉阳集团,其资产就达到7个亿。可见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具有一定的“实力”。

(三)关于“经济实力”的刑法诠释

《刑法》第294条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定,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即具备一定数额的稳定的资金,以支持组织的生存、发展、犯罪活动。笔者认为,一定的“经济实力”则是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区分于“一般犯罪集团犯罪”的重要标准。换句话说,不具有“经济实力”的集团犯罪,就不能称之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所谓一般犯罪集团,指的是为实施共同犯罪,三人或以上共同组成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因此,只要是三人以上,组织形式稳定严密,时间较长就可以构成犯罪集团,并未要求具有“经济实力”,其实质是共同犯罪的形式。与此不同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就要求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支持组织活动和发展,要求更为严苛,因此可见本罪危害更大。

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相关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规定又不尽相同。司法解释规定:通过违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而立法解释规定:有组织地通过违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可见立法解释比司法解释更加侧重于组织性,也更为严格[13]。笔者认为,立法解释强调“经济实力”的组织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过程当中,经济来源本身就是其原始积累,并没有必要强调组织性。然而,确定一个组织的“经济实力”,不能单纯把其经济情况量化,或者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由于各地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执行中不能“一刀切”。

三、“经济实力”的刑法标准

(一)“经济实力”的规模标准

一个组织是否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要看其财产的规模和数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也不例外。针对不同组织,其经济实力也各不相同。例如,意大利的“黑手党”,几乎控制了西欧五分之一的企业、商业经济,一年营收就达1350亿欧元;美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贩毒,每年可获利400亿美元。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然而,“史上最穷黑社会”却一贫如洗。

关于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产的规模和数量,法律条文的规定并不是非常明确,只要求“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并没有具体量化的标准。虽然刑法中没有具体量化的规定,这并不代表司法实践中可以忽视“经济实力”的规模和数量。立法者之所以这样表述,是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由于我国各个地区、行业间经济水平差异较大,并且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方式复杂多样,如果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很难适应灵活多变的实际情况,也不利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有效打击。从该角度考虑,这一立法举措是十分科学的。

然而,“经济实力”的规模决定了是否能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可以对一定行业、区域进行控制。因此,在实践中,若不考虑“经济实力”的规模和数量,就很难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笔者认为尽管没有关于“经济实力”的具体量化规定,在实践中也应当严格把握好尺度,不宜过高或过低。同时,也要注意结合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实际经济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认定是否可以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务必慎之又慎!

(二)“经济实力”的权属标准

所谓“经济实力”的权属标准,指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用于支持组织生存、发展的财产应当如何界定划分,包括区分个人财产和黑社会性质组织财产,以及财产的管理权属、用途及去向。这样才能有效避免“经济实力”这一要求标准的模糊不清,从而更清晰地在实践中界定是否属于“黑财”。为避免把打击社会性质组织范围扩大化,发生个人财产和黑社会性质组织财产的混同,就应当从区分个人财产和组织财产入手,以确定财产的权属。个人财产,指的是我国公民通过个人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手段取得的财产。个人财产的所有权归公民个人,法律也保护公民的合法个人财产。本文的组织财产,指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产。

1、个人与组织的财产

例如,近年来,打黑行动中出现的一位传奇性人物刘汉。刘汉曾经以512地震中屹立不倒的“刘汉希望小学”名满天下。他捐款两千多万,被誉为“四川首善”,但同时,他也被传为是川中的黑社会大佬,黑白两道都要给面子,旗下豪车无数。他先后收购、重组、控制四川第一家上市公司,金路集团。他实际控制德阳市天然气公司,控制绵阳丰谷酒业,甚至涉及德阳文庙广场拆迁建商铺。另外,峨眉山半山七里坪别墅群,也是他旗下的宏达集团一大力作。刘汉以近百亿收购海外矿场,而如今却身首异处。

可见对于刘汉,他的个人财产和组织财产很难区分和界定,其“经济实力”显然已经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要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像刘汉集团一样强大,也会出现“史上最穷黑社会”朱玉龙。因此,区分个人财产和组织财产,势在必行。

正如前文所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要求组织具有独立的财产。所谓“独立的财产”,指的是一定数量和规模的财产,应当独立于其成员的个人财产,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独立支配的财产。在“黑财”使用和支配的过程中,不能将个人财产与犯罪集团中的组织财产相混淆,也不应将犯罪过程中个人财产少量用于支持犯罪活动,而被认定为符合其经济特征。因此,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组织财产的独立性。

在此,笔者联想到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个人财产和组织财产类似于《公司法》中的法人财产与股东财产。在《公司法》中,法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拥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所谓独立财产,指的是法人的财产独立于其成员的个人财产,也独立于其他社会财产。独立的财产,是法人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和基础[14]。由于法人的财产和其成员的财产是分离的,那么个人对法人现有的债务仅负有限责任。

黑社会犯罪组织具备一定经济实力,有其相对“独立的财产”,这类似于公司法人具备独立财产,组织以此类财产支撑起整个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中的个人财产是黑社会组织成员自身拥有的,与参与黑社会组织无关的财产,这类似于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中除出资以外的部分。黑社会组织犯罪以集团组织的形式违法犯罪,其经济基础应该是组织的财产而非成员的个人财产,因此在认定黑社会组织是否具备经济实力时,应从整个组织的财产切入,而不能将成员的财产与组织财产视为一体。

然而有的时候,公司法人财产与个人财产也会发生混同,即出现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产无法剥离或者紧密相连的情况。例如,我国公司法第63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黑社会犯罪组织在经济方面也存在着组织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况。这种情况主要是指组织成员占有使用组织的财产或者主要生活来源都基于组织的犯罪活动。当然,发生这种情况时,承担举证责任的应是公诉机关。

2、与组织相关企业的财产

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其相关企业的财产,还应当划分好权属标准。因为界定“经济实力”时,有些企业经营可能是合法,并且还有其他合法投资人,打击犯罪也不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在划分了个人财产和组织财产后,也应当进一步明确组织财产的支配和管理权属。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实力”是否应当具有独立管理的属性,各界做法不一。笔者认为,虽然刑法和司法解释都并未将“黑财”的统一管理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要素,但是为了更好地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之间的区别,还是有必要强调“黑财”的统一管理和支配。换句话说,要认定是否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确定其是否有一定规模的相对独立的财产。“相对独立的财产”要求一定规模的财产应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所支配,并且独立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个人的财产。因此在管理和使用方面,应当体现组织独立支配财产的特点,不能将个人财产和组织财产相混淆。也不能因为组织中个人财产少量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就被误认为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黑财”不独立的案件,在认定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就应当特别慎重。

根据资金的用途和去向,从而确定其是否属于“黑财”也十分重要。现行刑法规定,“以支持该组织活动”,但是并未对支持形式作出限制。因此,目前司法实践对于支持方式的认定是很宽泛的,例如可以是提供作案经费,购买、准备作案工具;可以是为死亡的组织成员提供医疗费用、丧葬补助金;或为成员亲属提供福利、奖励、生活费用等等。[15]显然,上述行为都属于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但是在具体的认定过程当中,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刑法将此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衡量标准之一,笔者认为,这里的“支持”应当理解为“达到足以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继续生存、发展和实施违法行为的程度”。简而言之,只有组织以违法犯罪所得维系其运行,才符合刑法所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才能认定该组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契合立法者的初衷,从而避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范围的扩大化。

(三)“经济实力”的合法性标准

关于“经济实力”的合法性标准,主要通过介绍黑社会性质组织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以及用于支持组织生存、发展的资金的合法性,诠释资金的合法性是否是“经济实力”要素的必然要求。

1、组织的非法经济

组织的非法经济,显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涉及“经济”就不得不提及“黑色经济”。学者何清涟指出,黑色经济是地下经济的类型之一。他认为,中国地下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黑色经济、未统计经济和未申报经济。黑色经济在中国形式十分广泛,如贩毒,走私,卖淫,涉黄,贪污受贿,拐卖人口,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开办地下企业,制造假票证及货币,偷税抗税等[16]。同时,学者蔡智广指出,黑色经济的概念通常涉及到非常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走私、贩毒、黑市、逃税漏税、制造假货、贪污腐败、非法就业等等。这些活动的共性在于它们的非法性以及它们逃脱了政府和公众的监督视线。它们都是为了谋取私利,从而践踏法律和规章制度[17]。实际上,蔡智广学者说的黑色经济就是非法经济。就此而言,他的观点和何清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学者许昌东指出,社会经济活动按照是否合法,可分为合法经济活动和非法经济活动两种。黑色经济即非法经济。非法经济活动又分为非法交易和非法生产。学者田指文则认为,只有把握黑色经济的本质,才能给黑色经济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黑色经济之所以被称为“黑色”,是由于其本质为法律所禁止的经济活动[18]

一般的社会组织,其“经济实力”都是通过合法的资本积累而形成。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则大多通过违法犯罪方式形成。[19]

第一,通过暴力手段积累其原始资本

全世界各国的黑社会敛财发迹,无一不是从杀人抢劫开始,暴力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积累资本的最原始且最有效的手段。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也不例外。根据公安部的统计,在我国55个犯罪组织集团中,有40个组织主要从事抢劫、杀人、绑架、敲诈、勒索等暴力犯罪活动。此类犯罪不仅使组织有了雄厚的财富以供挥霍,更为其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暴力行为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几乎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尤其在发展的初期,都会直接使用杀人、抢劫、绑架等暴力方式,掠夺大量钱财。由此可见,犯罪资本从一开始就是肮脏的。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过程,是用暴力杜撰的丑恶历史。

第二,通过垄断非法行业,创造稳定收入来源

一个组织只有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才能让其成员更好地为其效力,让组织更好地发展壮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更是如此。然而,犯罪组织主要通过垄断非法行业,从而形成稳定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色情业、赌博业、毒品业、保护费等。

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获得资金和稳定的收入,必须同时从事多个领域的非法行业。然而,非法行业的经济来源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逐渐向合法的经济领域渗透,寻求稳定而合法的经济来源,是其必然选择。

2、组织的合法经济

黑社会性质组织向合法领域渗透,可通过以下三种形式:

1)利用非法获取的资金,开办工厂,设立公司、企业。浙江仙居县的郭君明黑社会性质组织,自己开办了煤气公司,在垄断了当地煤气市场之后,开始以次充好,向煤气瓶中灌水,并每瓶高20元出售。仅此项,每年即可获暴利上千万。

2)利用投资、购买股权等方式,进入国家经济部门。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利用大量非法资金,购买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后就成为他们犯罪体系的一部分;对于有困难的企业注入资金,从而成为大股东,实际上控制公司;对于效益好的大企业进行投资分红,从而逐步控制企业。

3)包揽国家重要工程,攫取社会财富。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资金雄厚,关系网错综复杂,所以很容易承揽到此类工程。他们会通过自身的势力,事先了解项目的地点、工期、用工用料、项目主管人、项目负责人等等,之后再通过资金寓意疏通,牟取暴利。[20]

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上述途径,获得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强大的经济实力标志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有了良好的经济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能维持内部的稳定,还能借此扩展自身势力,建立“保护伞”和“关系网”,也致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断恶性循环。由此可见,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合法的经济来源,从事合法业务,只要其用于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存、发展、犯罪,就属于犯罪“经济实力”的行列。

从相关规定可知,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经济实力”的来源在所不问。只是我们需要注意,在一些“以黑养商”和“以黑护商”的案件里,组织很可能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因此对于“经济实力”的认定要慎重。笔者认为,如果企业或公司并非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是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虽然有部分财产用于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但是这类案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财产仅限于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部分,不能将企业或公司的全部财产认定为“黑财”,从而避免打击的扩大化。这就和前文所述的权属标准是一脉相承的。

结语

我国一直以来都坚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严打击的立场。但是,从刑法的角度来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相关规定体现了本罪的重点在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范围的成立范围认定。“刑法,是不可逾越的藩篱”,司法实践中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也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虽然现在学术界对于“经济实力”尚未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结合不同区域经济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清关系,审慎判断其经济实力。



[1] 张文,许永强:《黑社会性质组织辨析》,载《检察日报》2002111日。

[2] 陆诗忠:《社会学视角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86页。

[3] 参见《刑法》第294条。

[4] 揭萍、熊美保:《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经济特征分析》,载《政法学刊》2007年第4期,第51页。

[5] 赵磊:《论我国黑社会犯罪组织的新特点》,载《辽宁警专学报》2010年第1期,第79页。

[6] 杨雪松:《对我国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4期,第51页。

[7] 尹锋:《重庆打黑:重庆黑社会组织大揭秘》,中国铁道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8] Murat C. Mungan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Fluctuating Criminal Tendencies and Incapacitation.Maryland Law Review.Volume 72, Issue 1 ,2012.

[9] 张颖杰、周存平:《刑法经济性略论》,载《襄樊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5页。

[10] 贾凌、杨超:《黑社会性质犯罪专题整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11] 刘传稿、张莎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模式刍议》,载《科技与企业》2012年第15期,第365页。

[12] 王向阳:《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特点、成因及扼制对策》,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第61页。

[13]  揭萍、熊美保:《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经济特征分析》,载《政法学刊》2007年第4期,第52页。

[14] 刘文婷:《浅议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下的公司法律人格独立和否认的使用问题》,载《华北金融》2007年第1期,第68页。

[15] 郭子贤:《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16]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17] 蔡智广:《市场经济中的暗流:黑色经济》,甘肃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8] 郭子贤:《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25页。

[19] 揭萍、熊美保:《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经济特征分析》,载《政法学刊》2007年第4期,第52页。

[20] 武和平:《黑社会犯罪新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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